通过值班律师保障认罪认罚的真实性与自愿性，从而保障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。

脱掉法理学灰色的外衣，把法理学研究都转化为法治实践，法理学才是长青的，才能成为法治变革的指路明灯。(13)参见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主编：《中国法学四十年(1978-2018)》，第6页。

中国法理学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代。(63)参见姚建宗：《主题变奏：中国法学在路上——以法理学为视角的观察》，《法律科学》2007年第4期。对德法关系的不同回答，形成了历史上不同的法学流派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法学教育为法治领域输送了数以百万计的专门人才。中国法理学在改革开放中诞生，在改革开放中成长，在改革开放中走向成熟。

如果中国法理学提炼的核心理念能够为人民群众所掌握，中国法治的力量就是无穷的。二者的关系应是相互转化、相互支撑、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。徐显明：《司法改革二十题》，《法学》1999年第5期。

张志铭：《关于中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思考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1997年第2期。(59)改革开放之后，又受到美英日德等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的影响。(29)参见周旺生：《论法理学的构成及其资源性要素》，《法制与社会发展》2006年第6期。在这个阶段的中期，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新变化。

改革开放之后，就如何实现法制现代化，法理学界投入了空前的学术精力，以法制现代化为题的专门会议、专门研究机构、专门学术刊物如雨后春笋，学术成果极为丰硕。创新意味着从旧价值向寻找新价值的转变。

其三，坚持以法治实践为学术导向。(19)发现并肯定法的社会性和社会功能，并不意味着否定法的阶级性。近一个半世纪以来，中国一直在追赶西方，先是在器物技术上努力，后在法律制度上模仿，再后来又在文化上移植。法学界和法理学界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时代课题，作出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重大判断，对市场经济与法制的关系、法制现代化的实现、法理学自身的变革和创新、现代法的精神、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、法的价值、人权与法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，产生了直接作用于法治实践的理论成果，学科发展步入快车道。

(三)从过程论到价值论 研究法律制定、执行、适用、遵守的过程，是中国法理学拓展研究范围的一大突破，而从法的过程论转向法的价值论则是研究范围的又一突破，也是法学形成社科法学和人文法学的标志。(21)参见乔伟：《人治与法治的比较研究——论以法治国的重要意义(上、下)》，《山东社会科学》1992年第5、6期。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，人民同时也就成为权利主体，法的本位也就从义务本位转变为权利本位。法治中国理论的形成，(58)确立了新时代我国法治建设的新思路、新目标和新任务，为加强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，加强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，提供了理论支持。

理论的深入有赖于方法的更新，手段影响着理论的形成。(50)2011年，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。

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，唯改革者进，唯创新者强，唯改革创新者胜。(45)参见马作武：《清末法律移植的现代反思》，《学术研究》2005年第2期。

这两大成果都是法理学智慧的重要结晶。但与部门法比较起来，法理学对于法治实务的指导作用还远未发挥出来。(53)中国的法治道路，既不能像日本、新加坡、韩国及非洲一些国家那样被其他国家所强加，并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行而形成，也不会像欧美两大法系国家那样，要经历漫长时间让其内部演进而自然生成。改革开放是法理学发展的不竭动力，是法理学的生命。郭道晖：《论法的本质内容与本质形式》，《法律科学》2006年第3期。沈国明：《法治国家及其政治构造》，《法学研究》1998年第1期。

民主与法制互为表里，民主离不开法制保障，法制以民主为基础，处理民主与法制关系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。人权不再是西方的专利，而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结晶。

(二)稳步发展阶段(1997-2012) 1997年党的十五大所确立的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，极大地拓宽了法理学的研究视野，对法治国家的研究成为法理学新的理论增长点。(36)参见宋方青：《立法质量的判断标准》，《法制与社会发展》2013年第5期。

(11)参见刘雪斌、李拥军、丰霏：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法理学：1978-2008》，《法制与社会发展》2008年第5期。法治体系的概念在人类法学史上是个原创。

二是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主线。三是以实现法制向法治的过渡为研究重点。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能带来法治，如果制定出来的法律是恶法，则这个法越被严格执行，其状态不是越接近法治，而是越远离法治。人治和法治的关系，是人类政治史上最重大的命题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中国的法理学研究受苏联影响较大，很多法理学概念和话语体系都来自维辛斯基。南风吹来满眼春，中国迎来第二次思想解放。

叙事不是法理学的使命，阐述学理、法理、公理才是法理学内在的逻辑。(十)从法律移植到法律本土化 从清末沈家本主持修律开始，中国法律现代化应当采取怎样的路径，就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难题。

⑦参见卢云：《我国现阶段法制建设的主要矛盾和发展规律》，《现代法学》1988年第6期。(52)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已被确定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，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，这个概念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法治实践。

法的社会性与法的阶级性不是排斥关系，恰恰相反，法的阶级性只有通过发挥其社会性并实现社会功能才能得到体现，阶级性寓于社会性之中。中国法理学肩负着既要面向中国也要面向世界的双重使命。二是紧紧围绕民主与法制建设这条主线。就量的对应关系而言，也是等量齐观的，有多少权利就应有多少义务，有多少义务就应有多少权利，没有无权利的义务，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。

(51)参见吴邦国：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经验》，《求是》2011年第3期。(28)参见克劳斯·冯·柏伊姆：《当代政治理论》，李黎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90年，第61页。

清末、民国时期，选择了全面扬弃中华法律传统，而将西方法律奉为金科玉律。权利义务研究的深化，推动了法律价值观的革命。

(十三)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 1997年9月，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修改为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。季卫东：《法律解释的真谛(上、下)——探索实用法学的第三条道路》，《中外法学》1998年第6期。

(责任编辑：倪琳)